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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崇敏: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析论,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9]此后另一支的研究走向也是注重解释论,认为是行政诉讼法潜在地承认对规章的隐性司法审查权。《条例》颁布之前地方性的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中并未见到过此类设定。
但是,因本文的重点不是比较法分析或外国法研究,而是仅仅停留在寻找解释第37 条的思路方面,即关注点在中国法律的解释路径方面,因此,仅在有限的资料中对本文紧密相连的事项予以关注。从该判决的上述内容看,法院进行司法判断的基本思路如下: 首先,判决在内容①指出《条例》将公用企事业单位纳入了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是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主体。在我国,由宪法第85 条和第105 条第1 款以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4 条设置的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即为组织法上的行政机关。但是,为了防止接受申请的公共企事业单位随意解释特殊需要的构成内容,最终导致第37 条事实上被架空,应从程序义务设置的角度,由被申请的公共企事业单位承担事前设置根据的义务,即在履行第37 条规定的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机构制定的具体办法中,明确设置细致的特殊需要的具体要求目录,而没有列入目录之内的,一律不能作为审查信息申请人主体资格的要件。本文有关体系性解释的方法参考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笹仓秀夫教授的论述。
[13]环境保护部制定有针对环境保护信息公开事项整体的规章《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 》(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35 号)。至今,通过对相关的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机构官方网页的查阅,搜寻到已经参照本条例执行而制定了具体办法的有教育部、卫生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部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同年8月7日至19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举行。
这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政治决策。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与刘少奇的讲话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对召开地方人民代表会议极为重视。新中国成立之初,除了少数解放区根据12月会议(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扩大会议)精神,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或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当地的人民政府外,绝大多数的地方政府都是由上级党政机关指定组建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1954年6月至8月,全国由下至上县、市、省逐级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中国由战争年代进入和平年代,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到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由主要领导战争到领导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国家和地方的工作方式都需要尽快实现历史性的转变。华北全区除绥远外都是老解放区。这一表述是从哪来的?它明确起来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定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有什么意义? 刘少奇: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 列宁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没有代议机构,那我们就很难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老百姓管理政府靠人民代表会议,政府把老百姓动员组织起来做事情也靠人民代表会议。
现在,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人们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这一规范表述都已很熟悉了,但是,在我国的宪法和法律中,并没有这一表述。从政治制度上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制度。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距刘少奇讲话7个月后,董必武也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定位为国家的基本制度。到1950年7月,全国28个省和9个相当于省的行政区中,9个省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第二,它是在政权工作中走群众路线的最好的、最有效的、最重要的形式,群众路线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基本路线。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必须认真开好足以团结各界人民共同进行工作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他说:人民代表大会制既规定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一切重大问题就都应当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并作出决定。省及行政公署所辖的市67个已经召开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3个市已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
省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周恩来在1951年10月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所作政治报告中,专门强调了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董必武在澄清有的干部在谁是主人,谁是长工问题上存在模糊认识时指出,人民是主人,人民代表和政府干部都是长工。刘少奇在阐述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时,还重点阐述了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和组成部分的选举制度的相关问题。它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和政治精准的定位,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历史上具有指示方向的重要作用。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是协商产生的,而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要由普选产生,人民代表会议过渡到人民代表大会必须经过普选。
比如,在全国省和相当于省的行政区中,23个省已经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许多市、县多次开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但发展不平稳。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
第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非常重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1949年1月北平解放,2月华北人民政府迁入北平。
鉴于建立新中国巩固的地方各级政权的迫切要求,中央指示,各地要积极努力地把人民代表会议实际而不是形式地建立起来,使它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更广大更密切地联系各民主阶级的人民群众,在组织形式上逐步地完备起来,使各级人民代表会议能够在几年内逐步地过渡为人民代表大会。在23日的会议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作了《论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之所以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一是只有它才能代表我们政治生活的全面,才能表示我们政治力量的源泉。
当时就清醒地看到,这些工作成绩是初步的,即使开过会也不是都开得好,总结经验也不是很深刻。彭真在阐述为什么把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能的人民代表会议定成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时,重点阐述了如何正确处理党与政权的关系。但是,当时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实际情况不尽理想,尤其是县级,华北全区331个县、17个旗,只有25个县、旗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了人民政府,仅占县、旗总数7.1%到人大任职后,了解人大工作重要了,想解决人大工作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但没有权了,是有心无力。
二是当时地方领导干部受战争年代工作方式的影响,一时转不过来,不会、不善于、不习惯运用政权来推动工作。东北有1212个区召开过人民代表会议,377个区召开过人民代表大会,8393个村召开过人民代表会议,17153个村召开过人民代表大会。
三是地方领导干部不认识、不重视地方政权建设,地方政权建设进展慢,影响全局工作。在23日的会议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作了《论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之所以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一是只有它才能代表我们政治生活的全面,才能表示我们政治力量的源泉。
第四,刘少奇、董必武、彭真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同一个问题,把这些论述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政治决策。
在此基础上,1954年9月15日至9月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它是一个临时性的、也华北一个地区的,但是,它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会议筹备的工作十分认真,成立了专门的筹备委员会,会前搜集各地有关政权建设的报告进行研究,派出四个视察组分赴各地视察,调一些专员、县长到京汇报,要求各地组织干部学习人民民主建政的理论与政策,特别是学习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刘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各级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以及中央人民政府的有关法令和指示,通过报刊、通讯社开展宣传工作,《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章、新闻报道等60多篇。这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由下至上系统建立起来。
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为了推进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华北地区的县长会议,提高干部的思想认识,促进这个地区的政权建设,为全国树立典型,推动全国政权建设工作。
还有的地方党政领导到全国人大任职一段时间后感慨地说:过去咱是真不懂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具有伟大功效的政治制度。
最近的20多年,常常听到有些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发出这样的感叹:在担任党委或者政府领导时,手中有权,但对人大工作不重视,对解决人大工作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不积极,对人大工作是有力无心。中央认为,依靠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全国人民团结在各级人民政府周围,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形成统一的强大的力量,去履行全国人民迫切需要履行的建设任务和国防任务,这是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项事业取得的成绩所证明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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